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细菌战诉讼后，王选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将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虽然历经了在国外诉讼的千辛万苦，但几天前，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受害的义乌义东地区244名原告又将起诉书递交到浙江省高级法院———他们期望在自己的国土上继续诉讼。
    
　　不能忘却的历史
    “1942年，1942年……”，灾难深重的这一年像烙印一样打在义乌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的脑海里。说到日军侵华战争给义乌人带来的苦难，王培根简直无法关上记忆的闸门。
    1942年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9月3日中午，一架日军飞机从西向北慢慢地低空飞过嵩山村，没有扔炸弹，但飞机的尾部却拖出一条长长的烟雾。10多天后，嵩山村四处可见毛耸腹胀的死老鼠。接下来可怕的事情一桩桩地发生了。村民王焕章在一天傍晚劳作后高烧不止，手脚蜷曲，瞪着红眼，还吐血，3天后，他就死了。而后，王焕章的媳妇、儿子和孙女一家人相继死去。王焕章家是嵩山村第一个在日军鼠役中绝亡的，但这还不是所有灾难的结束……从1941年到1945年，据初步统计，义东地区被害人数高达268人，被烧房屋2792．5间。
    “日军在我们国土上犯下的罪孽岂止这些，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啊！”王培根老人愤愤难平地说，“要说日军造成的损失，那损失能计算清楚吗？”
    在给省高院的起诉书中，受害原告要求法院确认日本政府在1941年到1945年间在义乌义东区伤害无辜百姓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的事实；判令被告对无辜百姓进行烧、杀、奸、掠的罪恶行径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协议，应承担法律责任；并进行赔礼道歉。在经济赔偿上，要求赔偿给每位受害原告100万美元，被烧房屋财产损失每间20万美元。但是王培根告诉记者，其实赔偿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侵略者对历史的态度，告诉世界那些没有人道的侵略事实，为的是不要忘却这段历史。
　　没有能力继续在日诉讼
    华发满头，声音铿锵，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诉讼原告团在日的声泪控诉言犹在耳。9月10日，义乌义东地区的244位受害原告又把沾满了血泪的控诉书交给自己国土上的司法部门。然而，这一外人并不十分熟悉的诉讼阵地转移的背后，却有着近乎悲壮的原因。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对日诉讼原告团秘书长王培根已经73岁高龄，尽管手脚都已显得迟钝，但他却是诉讼团中的中流砥柱。他对记者说，诉讼团都是老人，最年轻的就是52岁的王选女士，多年的诉讼过程中，有30个原告已经去世，10多个在住院，余下的年迈力单，跑去日本打官司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其次，资金不足是去日诉讼最现实的限制，到日本去，每个人的花费至少在8000元人民币以上。王培根说，以前在日诉讼中，连日本律师的费用也支付不起，甚至是日本律师为诉讼团的路费掏钱，国内一些热心的法律工作者也是免费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其实，对于“转移诉讼阵地”一说，王选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义东受害原告向省高院诉日本政府的起诉书中，王选仍然是原告共同诉讼代理人之一。昨日，在上海的她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她明确地告诉记者，其实诉讼团一直都在试走国内法律途径。2002年，省外的部分受害原告就向当地法院起诉过日本企业；大约2年前，我省的云和、丽水的受害原告也向本土法院起诉过，只不过后来都没了下文。
    据王培根先生介绍，现在，江西省、山东省的受害原告也在向当地法院起诉。
    至于为什么现在向国内法院起诉，王选无可奈何地说：“从经济上讲，我们已经无能力到日本诉讼。”她告诉记者，浙江因为经济发达，在部分企业和个人的支持下，经费情况还可以，但另外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经费情况颇为拮据。
    无论在国外诉讼，还是在国内诉讼，王选说，她都会坚持下去。
　　国内诉讼之途能否走通？
    起诉状已经提交了，但能否被受理，真正进入诉讼程序，这是所有人都关心的问题。对此，王选认为，从国内法律来看，受害地在国内，日军犯罪地在国内，国内的法院应该可以受理。至少，被告为日本企业和个人的起诉，她认为应该可以受理。如果说告日本政府的不能受理，那么，也应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转达。因为，不管怎么样，所有的受害原告应该有一条可走的路，而不应该陷于一种“失语”的状态。
    对于诉讼的时效，有关国际法专家认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对战争犯罪的诉讼时效可以突破我国《民法》规定最多20年的赔偿时效。
    但毕竟没有先例，王培根告诉记者，省高院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如不能决定则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复。
    如果本案可以进入诉讼程序，那么在执行方面，省内有关人士认为，这将是个很大的难题。这将涉及到涉外执行，现在对涉外企业的执行都非常难，对外国政府的执行则会更难。
    但对于执行，无论王培根还是王选，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都想到了，但这并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能够得到一纸公正的判决才是最根本的。在起诉书的诉讼请求中，也可以看到原告要求对历史事实的确认是首要的诉求。
    这场诉讼的前景到底如何现在还是个谜，但正像王选所说，不管结果如何，但这必定是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她期望，民政、外交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这个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司法一条路。